策划人寄语
家庭，是社会变迁和观念变革最灵敏的感应器之一，透过一个个家庭的变化，便能感知整个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转型，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大，中国婚姻家庭的形态、生活方式及人们的婚恋观也在变化。比如择偶时注重心灵沟通取代了对家庭成分的挑剔；生女孩和生男孩一样开心；四世同堂的景象越来越少，小家庭增多；孩子和父母异地越来越常见……
这些变化中，有的值得肯定，有的引发思考。让通过这一个个感应器，去感受砥砺前行的40年。
择偶观 从门当户对到三观匹配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下，青年男女没有自由婚恋的权利，必须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近现代的中国，包办婚姻被废除，但是，“门当户对”的观念并没有完全消除。比如，20世纪80年代，城镇青年中85.7%以上的人都要求结婚对象是城镇户口，这是当时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体现，更是对经济物质条件的切实考虑。当时程乃珊的小说《蓝屋》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镇青年对拥有大宗遗产或海外汇款收入的“蓝屋青年”的强烈向往。这是城镇青年择偶观念物质化、硬件化的社会映射。
当然，社会的“大数定律”中不乏“新新人类”。在1981年，北京大学的一项民意测验中，一个女研究生说：“夫妻之间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沟通和事业上的共同追求。”这在当时可谓是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新眼光，他们摆脱了物质化的追求，走在了时代的前列，预示了中国后来改革发展过程中青年择偶的变迁方向。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择偶观逐渐由原来的外在物质条件转变为内在的、潜在的发展条件。有研究者对《中国妇女》杂志1985年至2000年15年间刊登的131例征婚启事采用统计学进行定量分析后认为，女方择偶时仍旧最为关注男方的社会经济条件，但对配偶的修养、人品的要求呈上升趋势，这体现了女性婚恋观念的改变和提高。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安琪通过1996年在上海、哈尔滨对3200名已婚男女的入户访问调查发现，调查对象最重视的标准是健康、老实可靠、性格相投和温柔体贴。
如今的人们在择偶上越来越重视婚姻的内在价值，如“情投意合”和“有思想、有文化、会持家”，尤其重视个人的品行、个性、能力及学识等，而相对忽视家庭、社会地位等外在因素。当专家调查1997年1月至2001年2月的家庭类杂志上刊登的1328则征婚启事后，发现人们择偶时最看重的已经是内在修养、年龄、体貌等。内在因素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成为择偶标准的第一因子。
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情感、品质与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尤其是学历较高的择偶者越来越倾向于“三观一致”，他们更重视对方的才学品德，两人的共同兴趣爱好，将爱情和心灵的契合作为择偶的最高标准。同时，婚前两人要经过恋爱，充分了解之后再进入婚姻的殿堂。这些都是青年人婚恋观念走向成熟的表现。
隨着中国近现代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陈旧的婚恋观逐渐被开化的国人抛弃，文明的、进步的婚恋观进一步完善。
生育观 从传宗接代到生育自主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相信“人多力量大”，所以鼓励生育。这种政策是符合当时的国情的。刚刚经历过巨大的劫难，国家的建设与发展都需要人口的支持。然而人口在经过了“补偿性生育高峰”之后，呈现失控状的增长，和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矛盾。1978年，计划生育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载入我国宪法，中央下发的文件中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1982年，我国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主要内容及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这在当时的背景下是有着积极作用的。
而如今，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育龄人群基本享有了生育自主的权利，同时不再把生育作为婚姻的唯一目的。人们有权利决定自己是否要生孩子，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有权利决定生几个。
当然，现在仍有女性依然受到落后愚昧生育文化的裹挟而不由自主。比如2016年的纪录片《生门》中的夏锦菊，在手术台上命悬一线，心脏停跳两次，是因为主治医生想摘除她的子宫、最大限度地保证她的生命安全，而她却想保住自己的子宫。后来医生为了救命，经家属签字同意切除了子宫，她才得以平安。近年的新闻中依旧有女性因为愚昧的生育文化而失去宝贵的生命。
但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每当此类新闻出现，人们的评论都是清醒而愤慨的。“女性不是生育的工具，而是独立的人。”“不生孩子就离婚？你家是有皇位要继承吗？”虽然愚昧的观念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更加文明、更加自主的生育观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有因为身体或其他原因，选择了不生育的夫妻；有选择生一个，精心培养的夫妻；也有选择生二胎，让两个孩子相互陪伴的夫妻……即使不生育或者生了女儿，也越来越少会被指责为“不能传宗接代”或被辱骂为“要绝后了”。越来越多的人，在自己观念觉醒的同时，也学会了理解和尊重他人在生育上的自由选择。
离婚观 从畏惧离婚到离婚自由
2018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在微博上发布了一组最新数据。数据显示，从1987年至2017年，中国离婚数量从58.1万对增长到437.4万对，增长了6.53倍；离婚率由0.55‰上涨至3.2‰。31年里，除了1998年、1999年和2002年外，其余年份的离婚率均比前一年有所增长，并从2003年起连续15年上涨。网友们纷纷感慨数据惊人。虽然离婚率高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影响社会和家庭的稳定、使未婚者对婚姻失去信心等，但是，它也是人们享有婚姻自由以及越来越重视婚姻质量的体现。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一直是世界上离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人们认定幸福的婚姻要从一而终，谁要是半路离了婚，这辈子就完了。离婚不仅关乎个人品格，更关乎个人前途，甚至关系到家庭的荣辱。所以，很多父母会给子女施压，哪怕被家暴、被出轨，也不许离婚，更有甚者会以死相逼。总之，离婚是见不得人的丑事。相较于男性，女性的处境更为糟糕。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环境下，女性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离婚后，除了承受各种道德压力，更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很多人只能在不幸的婚姻中苦苦挣扎，艰难地熬过痛苦的一生。
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人们对离婚的看法慢慢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全盘否定，到后来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就曾在北京市区和郊区做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65.5%的男性和67.8%的女性不同意“离婚丢人”的看法，多数人认为：“夫妻感情不和，用离婚来结束婚姻是正常的事情”。
带来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如今大多数人不会专门为了生育和经济原因去结婚，而是追求精神上的寄托。人们把夫妻能不能沟通，看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投意合的伴侣、气氛良好的家庭是人们对婚姻的期待和要求。其次，制度的革新。1980年，我国实施无过错离婚改革，首次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人们能够更坦然地离婚，而无须再背负诸多道德负担和猜测。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工作岗位，双职工家庭大量出现，这也使女性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可以更加主动地对低质量的婚姻说不。有数据显示，近年来，各地离婚案件中的女性原告占比70%左右，个别地区高达80%以上。
从畏惧离婚到离婚自由，人们的选择权和自由度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当然，这背后也不乏一些不良现象，比如闪婚闪离，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假离婚等。所以，在张扬个性和自由的同时，我们也要对自己的每一个决定负责。
性别角色 从男主外女主内到男女平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家庭中男人在外挣钱，是家里的绝对权威，而女人只能做饭看孩子，靠男人养着。男主外女主内，是中国家庭角色分工的标配。也因此，女性的很多权利无法得到保障。怀孕时查出来是女孩，女性就会被要求或主动打掉。顺利出生的女孩中，有人无法平等享受受教育的权利，有人无法享有平等的遗产继承权，找工作时，常常遭遇性别歧视。面对事业和家庭的两难选择时，往往是女人做出让步，放弃工作，回归家庭。女性的价值不被认可，被认为只是做家务，不如男人对家的贡献大。所以，女性无法获得应有的尊重，缺乏话语权。
改革开放后，国家相继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生活等方面为实现男女平等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1981
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生效；1995年，“男女平等”正式确立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施行，规定了对女职工实行特殊劳动保护；200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实施，其中包括“用人单位录用女职工，不得在劳动合同中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 ……
如今，适龄女童基本能够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提高；2015
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比重的42.9%，女性在各个领域都发挥出自己“半边天”的作用和影响力。科学家屠呦呦、企业家董明珠、宇航员刘洋……学术界、商界甚至在浩瀚的太空都能看到中国女性的身影。而她们也给无数正在成长的女性树立了伟大的榜样。
相应的，人们的意识也在发生改变。如今更多的人认同男女应根据各自所长来分配角色，越来越多的男性变身全职爸爸便是证明，男女定位不再是一成不变。近年来大火的亲子综艺《爸爸去哪儿》，推崇的就是爸爸带娃的理念，从中可以看到父亲与孩子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新一代的男性也越来越重视对家庭、对子女的陪伴和照顾。以前女儿不是继承人，如今权利义务相等，很多老人主动立遗嘱给女儿一份遗产，有数据显示，胡润女富豪榜30%属于继承财富。
在男女平等的程度越来越高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目前仍存在家庭主妇的劳动不被认可、女性就业受到隐形歧视、社会对两性有性别刻板印象等问题。但随着社会化分工程度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我们必将拥有一个性别更加平等的社会，也将享受性别更加平等的家庭生活。
家庭结构 从大家庭到核心家庭
中国的80后、90后认为天经地义的“一家三口”的家庭结构，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常见，甚至可以说很“年轻”。
自古以来，中国的家庭结构特点从几个成语便可窥见一二，“儿孙满堂”“四世同堂”“多子多福”“儿孙绕膝”……越是在乡间邻里中有威严、有声望的大家族，家庭内的代数、人数就越多，人丁是否兴旺是衡量一个家庭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而老辈父母、已婚兄弟、未婚兄弟、孙子孙女同住一家的“扩展家庭”十分常见，也是改革开放前占比较大的家庭结构形态。
中国的家庭结构，以改革开放初期为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庭模式从“扩展家庭”向“核心家庭”过渡，
即从人多复杂、多代同堂、涵盖众多直系和旁系亲属的大家庭迅速向人少且简单的小家庭转变。简单且直系的家庭代际关系越来越成为现代家庭的普遍模式。
我们要看到它的弊端：代际之间的生活互助受到制约并趋于弱化。以前大家庭中，如果孩子的父母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可以请祖辈或者其他亲属帮忙照看，小家庭则较难实现这种帮助；同理，在大家庭中生活也方便子女照顾长辈，现在子女独立成家，甚至和父母异地居住，照顾长辈不如以往便利。
但也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一、弱化父母对子女的掌控，加速子女的独立过程，以往在大家庭中，子女成年后还和父母一起居住，甚至依靠父母生活。二、减少了家庭成员因生活方式、觀念不同而发生摩擦的可能性，比如婆媳矛盾等。2006年的电视剧《新结婚时代》中，男主角的父母来到儿子家时，发现和儿媳生活习惯不同，不可能一起生活。而如果在过去，父母和儿子住在一起天经地义，由于差异而产生的矛盾也不可避免。三、促使社会化分工的发展，比如孩子无人照顾，可以选择专业人员进行幼教，为老人请看护；老少两代人都在追求更高质量的精神生活，小家庭更能满足人们对独立的活动空间和生活自由的要求。
作为连接个体和社会的纽带，家庭这个社会的最小细胞既会对社会形态产生影响，亦会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家庭形态 从相互缠结到独立流动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1995年前后，中国再次加速城镇化进程，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50%。在以前，由于社会是以农业为主，所以人们“安土重迁”，没有外出的欲望和能力。而随着农业水平的提高，社会逐渐城市化和工业化之后，人口的流动程度就越来越高了。
很多年轻人选择外出读书或工作。他们在大城市可以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工作机会和发展空间。现年36岁的周文文来自江西农村，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结婚。他没有能力接父母和配偶父母同住，只能每年春节回家看看。
除了这种孩子成长后外出读书、工作造成的与父母的分离外，还有夫妻分居的情况。美心结婚3年一直和丈夫两地分居。他们定居在福建，但丈夫长期外派上海工作。异地婚姻辛苦，两人的很多时间都花在了互相看望的旅途上。但是，通过频繁见面来维系感情总好过长年不见而导致共同语言缺乏。四川某村的艳芬和丈夫，则是夫妻分居的另一种情况。艳芬在家一边务农一边照顾父母孩子，丈夫铁军在广东做建筑工人。两人省吃俭用，不舍得花钱，铁军为了多挣钱、多省钱，已经5年没有回过家了。
艳芬同村，还有不少因父母均外出务工而不得不和父母分离的“留守儿童”。家中的老人带着孩子度日，钱有外面的儿子儿媳按时打过来，但是老人和孩子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心理上都得不到妥善的照料。北京师范大学儿童研究中心教授尚晓援曾说：“中国1/5到1/4的儿童都是和父母分开的。给孩子在城里上学、就医创造良好的条件，也是给未来的人力资本做投资，使这些孩子拥有更好的成长环境和更高的素质，能够造福社会。”
人口流动，固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之一，每个人都有资格、有条件寻找新的人生机遇，也为家庭的未来规划更美的图景，但随之而来的亲情缺失问题以及给家庭带来的不稳定影响，也需要我们关注和思考。成年子女在外，“空巢老人”寂寞无助；夫妻两地分居，长期不见面导致感情变淡，甚至对身边的人产生依赖，造成出轨，影响婚姻家庭的稳定；“留守儿童”从小缺乏父母陪伴，更容易出現自卑、孤独、怨恨父母、不愿交流等心理问题。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中提到，2016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为2.45亿人，比上年末减少了171万人。这是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连续第二年下降，主要是由于户籍制度改革，使得部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落户转化为新市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每个人既能享受到丰富而优质的资源，又能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和家人聚居还是独立流动。
本刊观点
改革开放40年来，婚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婚姻从制度化走向个人化。婚姻从提供性生活、养育后代，一个负责赚钱，一个负责照顾家庭的分工合作，逐渐走向了强调个人成长、自我感受、精神陪伴，人们想要从婚姻中获取的东西在不断变得丰富。我们的婚姻家庭观念出现了很多积极的变化，但也有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在看待这些新问题时，我们既要看到它的正面意义，也要看到它的负面意义。习总书记说，无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无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没有一个社会组织能像婚姻家庭这么敏感地反映社会改革过程中的成就和进步，同时也反映着困难和矛盾。毕竟，家庭是一个人幸福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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