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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零容忍”这一词汇在公众的视线里出现的频率较高：买官卖官“零容忍”，走私闯关“零容忍”，高考作弊“零容忍”，学术造假“零容忍”，食品危害“零容忍”，环境污染“零容忍”，乃至酒后驾车“零容忍”，暴力伤医“零容忍”，公务员、艺人吸毒“零容忍”……那么多的“零容忍”，但似难见对行贿的“零容忍”——不是法律层面的，而是实际操作中的偏差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
这些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反腐力度前所未有，“老虎”“苍蝇”显形落地，个中受贿情节逐一曝光，同时行贿细节也一并浮出水面——有多少受贿就有多少行贿。“你敢送我就敢收”，“你敢收我就敢送”，仿佛是设了擂台，大有比拼之势，于是受贿行贿越演越烈。随着反腐的高压态势，受贿人更趋谨慎，行贿人当然也适应需要，在方式、方法和途经、手段上调整和改进，以让受贿人受之无忧。但尽管受行双方机关算尽，却仍然未免露出马脚，受贿人伸手手被捉，并绳之以法，丑态毕露，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然而行贿方又有多少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和惩戒呢？从每年公布的案例数据看，受行双方受到打击和制裁的比例显然是不相匹配的。
被称为“行贿状元”的陈族远，系深圳安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2007年，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受贿案败露，在涉案的12个行贿单位和个人中，陈族远以3200万元的行贿额位列第一，占到胡星受贿总额的80%。2015年，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涉腐案发，在参与行贿的15个单位和个人中，陈族远再次以5000万元巨额名列榜首，占到万庆良受贿总额的近一半。胡星和万庆良先后锒铛入狱，而陈族远则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行贿刑责扑朔迷离，至今逍遥法外。
还有军中巨贪谷俊山。他在肆无忌惮地横捞攫取的时候，又在不择手段地行贿收买，其最“出彩”的活儿是：“准备一辆十二缸的奔驰600，里面放上上百公斤的金条，车钥匙直接给送礼对象”。但谷在被起诉时的罪名是“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只是在一审过程中又补充增加了行贿罪，最后以五项罪名定死缓。
我曾与一位检察官聊起行贿打击不到位的问题，他告诉我，现在行贿案例中80%是公贿。何谓“公贿”？就是公款行贿，以单位、部门、地区组织名义送钱送物，是集体研究决定的。新华社曾报道过西南某省有的地方和单位，由党组织会议讨论送钱事项，包括送钱对象和数额等，堂而皇之，无所避讳，美其名曰：工作需要，协调好关系，促进发展。
“公关”成功后单位自然得到一定的好处，群众也能得到一定的“实惠”，但抛头露面的是领导人，政绩记在领导人的账上，同时“公贿”中也不乏个人进贡而在单位公款报账的，亦有以地区单位名义表示“心意”却拉了个人关系的，如此好事，当然令某些领导乐此不疲了。同时，在一些地方，会送敢送的人被视为“能人”，“有魄力”，“思想解放”，“搞得定摆得平”，受到上级的重用。由此也形成了反面示范效应，许多地方和单位的领导竞相仿效，甚至摸底别家的“尺寸”，使行贿之风一发不可收拾，带来了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也给中央反腐大计增加了困难和阻力。
问题的严重性在整个社会对行贿的适应性和容忍度不断提高。从百姓日常生活的看病开刀、孩子入园、择校择业、入伍提干，到商务活动中的招投标、资本运作、项目审批、产品营销等，无不与红包、金钱和财物联系在一起。行贿现象已像病毒一样侵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破坏健康的机体。
眼下大家都痛恨贪官和受贿行为，但自己也可能不自觉地在干着行贿的事或类似于行贿的事，对行贿行为宽容、理解和同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和支持，由此陷入了一个悖论和难以走出的怪圈。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这十多年，“老虎”“苍蝇”被抓被打屡屡刷新记录，反腐频频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新的“老虎”“苍蝇”又不断滋生和长大，原因多方面，但重要的一条是与我们宽容行贿的思想观念及社会生态有关。
宽容行贿就是纵容受贿；行贿不止，受贿不绝。当前，重要的是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对行贿有本质的认识。伸手拿是烫手的，伸手送也是烫手的；伸手拿必被捉，伸手送也必被捉；受贿“零容忍”，行贿也“零容忍”。当整个社会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和氛围，反腐战役才算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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