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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30日，武侠小说界泰斗金庸先生去世。这一事实着实令人感到震惊、惋惜。微博上、朋友圈里，无数人都在哀悼、缅怀。
称金庸为当代中国最著名的武侠小说家并不为过。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即使你没有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也一定看过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的许多作品都是当代武侠小说经典。另一方面，这些小说广为流传，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而成为人们心中无法抹去的记忆，某种程度上甚至塑造了人们的理想和价值观。毕竟，徜徉在金庸笔下的江湖之中时，谁人没有一个英雄梦、一颗大侠心呢？
事实上，作为通俗文学的一种，武侠小说往往被人们视为消遣娱乐的读物而难以成为文学经典。但是金庸的小说却成功地实现了“雅俗共赏”，并且带动了武侠小说整体格调的提升。
今天，我们在悼念金庸先生的同时，也在思考并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什么能够获得巨大成功？由此衍生出许多相关问题，例如：金庸的成功到底是不可重复的奇迹，还是能够转化为一种新的文学传统？金庸之后，武侠小说该如何发展、还能走多远？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老师对武侠小说颇为关注，其著作《千古文人侠客梦》一书中有一文专门分析了金庸成功的原因。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陈平原老师是如何解读金庸的。
左手政论，右手小说
作为本世纪最为成功的武侠小说家，金庸从不为武侠小说“吆喝”，这一点值得注意。在许多公开场合，金庸甚至“自贬身价”，称“武侠小说虽然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
如此低调的自我陈述，恰好与在场众武侠迷的“慷慨激昂”形成鲜明的对照。将其归结为兵家的欲擒故纵，或者个人品德之谦虚谨慎，似乎都不得要领。
在几则流传甚广的访谈录（如《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金庸访问记》《文人论武——香港学术界与金庸讨论武侠小说》《掩映多姿跌宕风流的金庸世界》）中，金庸对于武侠小说的基本看法是：
第一，武侠小说是一种娱乐性读物，迄今为止没有什么重大价值的作品出现；
第二，类型的高低与作品的好坏没有必然联系，武侠小说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有好有坏；
第三，若是有几个大才子出来，将本来很粗糙的形式打磨加工，武侠小说的地位也可以迅速提高；
第四，作为个体的武侠小说，“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
可是，请别忘了，撰写“娱乐性读物”的，只是文人查良镛的一只手；还有另一只手，撰写“铁肩担道义”的政论文章。金庸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正是这一点，使其在20世纪无数武侠小说家中显得卓尔不群。
在20世纪末以前的中国，文人无论新旧，对于纯粹“游戏”“消闲”的作品，评价历来不高。依据“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便足以使金庸放弃为武侠小说辩护。至于金庸本人，为何一面自贬身价，一面乐此不疲，因其另有崇高志向——具体来说，便是《明报》的事业。
《明报》是现今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1959年金庸与他的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创办。倪匡曾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
有了《明报》的事业，金庸与无数武侠小说拉开了距离。一个武侠小说家，不只是娱乐大众，而且可以引导社会舆论，在金庸奇迹出现之前，实在不能想象。据说，金庸撰写的社评与政论，总共约两万篇。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
金庸曾表示，当初撰写武侠小说，固然有自娱的成分，主要还是为了报纸的生存。时至今日，金庸仍是第一个在小说之外还有显赫功绩的武侠小说家，他本人对此也十分自豪。
记得在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先生名誉教授的仪式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局面：校方对金庸的表彰是“新闻学家”，而金庸演讲的则是“中国历史”。至于武侠小说，依然“不登大雅之堂”。
“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金庸先生如是道，让“金迷”们有些失望。不过这也说明了他不愿意只是被定义为“武侠小说家”。金庸于是不断提醒读者，请关注他真正的“学问”。
只要对当代中国政治略有了解，都会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中读出强烈的“寓言”意味，可金庸本人却极力否认其有所影射。
在《笑傲江湖》的《后记》中，金庸称：“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
其实，小说家追求普遍意义，与政论家注重现实感慨，并不完全抵牾。说“影射”或许过于坐实，但对“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极度反感，毕竟包含着现实刺激。
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感慨遥深。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入世精神；即便写作武侠小说，也不只是为了消遣。儒道之互补、出世入世之调和、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在金庸这里，既落实在大侠精神之阐发，也体现为小说与政论之间的巨大张力。
即便作为小说家的金庸无意影射，其政论家思路也不可能严防边界，不越雷池半步。左手政论，右手小说。就在左右手交错使用之际，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无影射，二说皆可。
极大的兼容性
武侠小说与《明报》社评，二者不可通约，可也并非完全绝缘。强调金庸的小说与政论之间的互补关系，其实是为了指向武侠小说之特色：极大的兼容性。很难想象言情小说或侦探小说也能如此“兼容”政治与社会、文化与历史。
武侠小说极大的兼容性对作家的学识与修养提出较高的要求。可以像古龙那样凭借个人天赋出奇制胜，但武侠小说的“名门正派”，非金庸莫属。
《碧血剑》之附人物论《袁崇焕》，《射雕英雄传》书后的成吉思汗家族诸传记，《倚天屠龙记》中对明教和元末历史的描写，还有《鹿鼎记》中大量的注解，都只是金庸学识的冰山一角。凡读过金庸小说的，无不对其历史知识与文化修养之丰厚留下深刻印象。
例如，冯其庸在《读金庸》中就称：“一个小说家具备如此丰富的历史、社会知识，而且文章如行云流水，情节似千寻铁链，环环相扣，不可断绝，而且不掉书袋，不弄玄虚，平平叙来，而语语引人，不可或已，这已是十分难得的了。”
严家炎的《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中说：“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那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味……金庸的武侠小说，简直又是文化小说；只有想象力极其丰富而同时文化学养又非常渊博的作家兼学者，才能创作出这样的小说。”
金庸值得格外关注，不仅在于文化知识的丰富，还在于他对于中国历史的独立思考和整体把握能力。作为小说家，金庸突破了严守华夷之辨的正统观念，实属难得。
与曹禺接受周总理嘱托写作“歌颂民族大团结”的《王昭君》大不一样，金庸是在自己的阅读与思考中，逐渐形成独立的“中国历史观”的。更重要的是，这些观念在小说中发挥得非常出色。
在《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中，金庸如此自述：“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王朝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秋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
金庸小说的背景，很多都是易代之际（如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这种关注国家兴亡的思路，既有政论家的人生感慨，也有“乱世天教重侠游”（柳亚子诗）的现实考虑，还包含章太炎、周作人所说的纲常松弛时思考的自由度。
可所有这些，均不及最后一点值得注意：金庸小说中的“易代”，往往纠合着激烈的民族矛盾，而这，正是其驰骋学识与才情的大好疆场。
正是政论家的见识、史学家学养以及小说家的想象力，三者合一，造就了金庸的辉煌。
武侠小说的出路
金庸的成功，既是武侠小说的光荣，也给后来者提出巨大的挑战：武侠小说能否在往前走？
文学史家以及金庸本人均承诺，大作家的出现，可以提升一个文学类型的品位。这自然没错，可还必须添上一句：能否继续发展，取决于文类的潜力及预留空间的大小。
从《三侠五义》到《笑傲江湖》，一百多年间，武侠小说迅速走向成熟。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惟后来仅有拟作及续书，且多溢恶，而此道又衰落。”金庸等人的崛起，又使得此“宋人话本正脉”再度接续，且大有发展余地。
或许，21世纪武侠小说的出路，取决于新文学家的介入（取其创作态度的认真与标新立异的主动），以及传统游侠诗文境界的吸取（注重精神与气质，而不只是打斗厮杀）。某种意义上，金庸已经这么做了。但我以为，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些。毕竟，对于史家与文人来说，游侠精神是一个极具挑战性且充满诱惑力的“永恒的话题”。
“一箫一剑平生意”（龚自珍诗），千古文人之侠客梦，并不完全认同于某一具体的人物或事件。游侠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精神，之所以活跃在古往今来无数文人笔下，因其容易成为驰骋想象、寄托忧愤的对象。
不同时代、不同文体、不同作家，对于游侠精神，会有截然不同的诠释，但这并不妨碍“游侠”对于中国文人的巨大感召力。只要“江湖”还在，“侠”就会存在，也就还会有许许多多关于侠的故事，也就还会有讲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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